高起點高質量謀劃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其目標是到2022年發展成為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粵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廣泛，區域內生發展動力進一步提升，發展活力充沛、創新能力突出、產業結構優化、要素流動順暢、生態環境優美的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
對標紐約、舊金山和東京這世界著名三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有其獨到的先天和后發優勢。但與世界成熟灣區所處時代、區域、政治社會背景有所不同，粵港澳大灣區在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的環境下，面臨著產能過剩、供給與需求結構不平衡不匹配等突出矛盾和問題，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有待增強。
瞄準國際一流灣區目標揚長避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亟待探索形成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央企業作為踴躍投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排頭兵、主力軍，無疑在經驗探索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先天優勢不遜三大灣區
灣區經濟是以海港為依托、以灣區自然地理條件為基礎，發展形成的一種區域經濟形態，具有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發達的國際交往網絡等突出優點。許多地區憑借各種有利的海灣資源條件，打造出很多著名的灣區，如美國的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日本的東京灣區等等。
縱向對比發現，世界三大灣區均有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發達的國際交往網絡，因此吸引了眾多人口和產業集聚。相比之下，粵港澳大灣區同樣有著不遜色于國際三大灣區的先天優勢。
具體而言，粵港澳大灣區面向南海，是距離南海最近的經濟發達地區，是中國經略南海的橋頭堡，區位優勢得天獨厚。粵港澳大灣區臨近全球第一黃金航道，是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運要沖，是東南亞乃至世界的重要交通樞紐，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點，是我國與海絲沿線國家海上往來距離最近的經濟發達區域。
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要全面貫徹“五大發展”理念，積極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相對接，導入更多的國家發展功能，共同打造“一帶一路”巨型門戶樞紐，聯手助推中國參與國際競爭，構建高水平參與國際合作平臺，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因獨特的區位優勢，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化水平領先。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擁有高度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以及遍布全球的商業網絡，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澳門作為世界旅游休閑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作用不斷強化，多元文化交流的功能日益彰顯。珠三角九市是內地外向度最高的經濟區域和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在全國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特色產業方面，目前GDP總值最高的東京灣區主攻高端制造業，紐約灣區則發力打造國際金融中心及總部經濟，人均GDP最高的舊金山灣區擁有科技創新中心硅谷。
清楚把握自身產業優勢，是粵港澳大灣區參與國際競爭的關鍵。在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研究報告(之一)》中，明確提出“大灣區產業結構以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港澳地區現代服務業占主導，金融、醫療、旅游、貿易、物流、法律、會計、商業管理、餐飲、博彩等行業發達。內地9市產業體系比較完備，制造業基礎雄厚，是‘世界工廠’，且正在向先進制造業升級，產品科技含量不斷提升，金融、信息、物流、商務、科技等高端服務業發展較快，已形成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的產業體系。”
因此，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副院長、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陳廣漢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產業體系更為完備，后發優勢顯著。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大灣區建設的重中之重。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已經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無論是經濟規模、開放程度、產業結構還是城市發展水平、區域化水平，應該說都具備了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張曉強表示。
在他看來，到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將基本建成國際一流灣區，世界級城市群的框架基本確立，到2030年，粵港澳大灣區位居全球灣區榜首。
世界一流之路挑戰重重
作為中國經濟增長新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發展前景廣闊。然而相對于世界三大灣區百余年的歷史經驗和產業資源沉淀，粵港澳大灣區距離世界舞臺中心還有一段漫長之旅、挑戰重重。
“粵港澳的文化、語言相通，有認同感。同時這個區域優質生活圈已經初具規模，交通基礎設施在逐步完善，無論是輻射國際、國內的通道還是區域內的通道，都在努力推進之中。”張曉強表示，“但與世界三大灣區對比，粵港澳大灣區也有一些不容忽視的挑戰和問題。”
從運行機制來看，粵港澳大灣區與世界三大灣區有著明顯不同。世界的三大灣區都是一國一制，在同一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下進行，由此形成的產業比較單一，東京灣區定位為產業灣，紐約為金融灣，舊金山灣區是科技灣。
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的制度特點，使其形成了多產業、多品種的格局，特別是經濟特區等行政區劃和自由貿易行政區、自由港等經濟區域疊加，以科技創新、制造業為主導產業，復合了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的三大功能。
猶如硬幣的兩面，“一國兩制”下，粵港澳社會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屬于不同關稅區域，使得這個區域的人、物、資金等流動還是有一定的限制和制約。
“地區之間在理念認知和行動上，坦率來講也是有差異的。對構建緊密型經濟體的相關設想和舉措，有時存在內地熱、香港冷的現象。在一些特定領域，還有一些競合關系的把握。”張曉強說。
從區域競爭方面來講，粵港澳內部在高端制造、電子信息、現代物流等方面，存在同質化競爭的問題和資源錯配現象。其中，香港經濟增長缺乏持續穩固支撐，澳門經濟結構相對單一、發展資源有限，珠三角九市市場經濟體制有待完善。
以港口為例，灣區內港口群有多個主體，它們分屬于招商局港口、鹽田港集團、廣州港集團、廣東省航運集團、珠海港控股集團、東莞港務集團、汕頭港務集團、茂名港集團、惠州港務集團和中山港航集團，基本上形成了“一城一港”的狀況。在這種建設模式下，區域港口出現了同質化競爭激烈、公共資源配置不優等問題，港口大而不強，現代港口物流、現代航運服務業發展較為緩慢。
著眼于此，全國政協委員、招商局集團董事長李建紅在今年兩會上提出相關議案，希望加強兩區九市的統籌協調。
創新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引擎，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坦率來講，在創新方面，廣東和上海、北京相比是有差距的，灣區里面創新合作還不太緊密，創新資源沒有能夠高效地共建共享。”張曉強說。
創新要素不足，集中體現為粵港澳大灣區世界500強企業數量僅有17家，不僅少于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與東京灣區60家500強企業更是相差甚遠。
另外，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比重偏低，與美國、日本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差距較大，灣區4所世界100強大學都集中在香港，內地城市高校人才培養能力仍需提高。
實踐證明，粵港澳大灣區世界城市群的發展不完全是硬件的發展，還包括很多體制機制的改革和規則的制定。建成世界一流的國際灣區，需要政府、企業等各方立足中國國情并不斷向世界著名灣區“取經”，最終形成中國方案。
以改革譜寫世界灣區藍圖
探索“中國方案”的起點，聚焦于改革二字。“要實現世界一流灣區這一發展的愿景或者目標，必須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機制。把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國家的重要戰略來推動，更有效地創造要素流通的有利環境。”張曉強表示。
首先，深化改革的目標指向灣區運行機制。
陳廣漢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機制的最大特點是“一國兩制”。這使得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既不同于國際區域合作，也不同于國內省際區域合作。實踐表明，經濟體制的差異性可以在區域合作中產生制度互補收益，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優勢，需要承認和尊重這種差異；同時，制度差異性也會在區域合作中產生制度摩擦與成本，因此需要學會善用“兩制”之利。
具體而言，一是在服務業的開放和人流、物流、資金及信息自由流動方面先行先試。二是以跨境邊界區和自貿區為突破口，探索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范區建設新模式。在港深交接的河套地區建立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在澳門和珠海交界的橫琴自貿區按照“一線放寬、二線管住、人貨分離、分類管理”的原則，落實分線管理模式。充分發揮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的疊加優勢，推動珠三角與港澳體制機制對接。
其次，改革重在優勢互補基礎上深化分工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城市有不同的資源優勢與功能定位，協同互補的空間巨大。深圳最鮮明的是科技創新產業，香港最突出的是國際化、市場化、專業化的金融服務業，廣州是區域制造業中心和科教中心，佛山、東莞等城市的制造業實力也非常雄厚，這種差異形成了灣區產業融合和互動合作的良好基礎。
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經委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提出，三地政府應制定協調統一的區域經濟發展方案和配套政策，整合各方產業優勢，以高端制造業產業集群支撐起以金融、貿易、物流、信息等現代服務業集群的發展壯大，推動整個灣區形成高端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共同發展的格局。
事實上，瞄準這一目標，中央央企按照頂層設計方案的規劃要求，成為引領灣區產業結構調整的先行軍。結合深圳及粵港澳大灣區產業集群的特色與優勢，中國電信于2018年10月在深圳開通5G基站。試點區域以深圳軟件產業基地為中心，覆蓋雙創園、科技生態園、深圳大學校區和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在深圳的孵化基地等區域，聚集大量高新科技企業。
為融入灣區建設、推動華潤高質量發展，華潤集團將圍繞大消費、大健康、城市建設與運營、能源服務、金融與科技五大業務領域加快布局新產業，推動轉型創新。
再次，以產、學、研、企的深度合作為主要載體，加快構建區域科技創新體系。
世界著名灣區無一例外擁有優美的海洋自然環境和世界一流的科技創新力。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大灣區建設的重中之重。陳廣漢教授認為，應當以香港科技園和珠三角九市國家科技園為依托，建設環大灣區產業科技創新帶。
辜勝阻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應加強區域科技創新的頂層設計，強化規劃引領和政策扶持。要發揮市場機制在集聚科技創新資源、優化科技創新資源配置上的決定性作用，提高灣區內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創新能力，構建區域創新體系。要以廣深科技創新走廊、深港科技走廊、廣佛科技走廊和珠澳科技走廊為主要抓手，加快形成一批特色科技創新產業園和支撐性的科技產業帶，打造大灣區創新要素、產業要素匯聚的高地，增強對區域創新的服務和輻射功能。、